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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飞走凤凰又回还 吉林8批次吸引276名高端人才

2019-09-20 01:23 来源:新华社

  让飞走凤凰又回还 吉林8批次吸引276名高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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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雅典12月16日电应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邀请,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率团于12月14日至16日访问希腊,分别会见希腊议会第一副议长、希中友好小组主席库拉基斯,左联党总书记里加斯,通报了中共十九大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精神。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史忠俊大使12日举行专场高级别吹风会,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埃及等多国大使、代办、外交官以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李勇、国际反腐败学院院长克鲁特纳等国际组织高官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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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昆)  (姜昆,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相声代表性传承人、相声作家、表演艺术家,现任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华曲艺学会会长,是中国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从艺40余年,创作和表演了上百段相声作品,《如此照相》《特大新闻》《虎口遐想》等大批作品,在国内及海外华人中间引起巨大反响;编撰出版有《中国曲艺概论》《中国曲艺史》;著有《笑面人生》《自我调侃》等。她表示,没有迹象表明新西兰在“五眼联盟”中存在任何不妥之处,也没有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任何合作伙伴提出报道中的那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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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和有益借鉴。

  ”他表示,沙特愿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为核心和积极的作用,以此推动沙特“2030愿景”与“一带一路”倡议深度对接。埃及作为创始成员加入了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投行,同时也加入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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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杏园雅集图》看明代赏石的流行时尚(图)

在亚达果园,记者看到不少泰国游客和外国游客在品尝各种水果。


来源:澎湃新闻

明代谢环的绢本设色《杏园雅集图》手卷是指引了后世绘画中文人雅集场景的典型性描写,在中国赏石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幅作品中,大理石屏第一次出现在了中国绘画中,也首见有确切年代的木制石座。

原标题:从《杏园雅集图》看明代赏石

明代谢环的绢本设色《杏园雅集图》手卷是指引了后世绘画中文人雅集场景的典型性描写,在中国赏石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幅作品中,大理石屏第一次出现在了中国绘画中,也首见有确切年代的木制石座。

出现于明代谢环《杏园雅集图》中的大理石插屏

明代绘画史上,明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谢环的绢本设色《杏园雅集图》手卷具有一定的地位。一方面它是画家亲历纪实的作品,具体到每个人物、每个物件都是真实的纪录,具有证史的价值;另一方面,它也指引了后世绘画中文人雅集场景的典型性描写(它与宋代李公麟的《西园雅集图》既有继承,更有发展),具有经典意义。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幅作品在中国赏石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代谢环《杏园雅集图》(大都会本,局部)。

画面左侧书桌上有一方大理石插屏,石屏画意为山水景观,白质黑章,山峦起伏,反差强烈。这也是大理石屏首次出现在绘画上面,而且有确切的时间、地点乃至人物场景,是完全写实的作品。从案几上的供置器玩来看,这方大理石屏是作为砚屏之用(位置砚台之北),前面为一方砚台,再前面为笔和笔架,水盂、笔洗。从这方大理石屏被画家以突出位置和笔墨来描摹,似乎暗示着,在当时,大理石屏还是难得一见的稀罕之物。

谢环的绢本设色《杏园雅集图》手卷(现存两个版本,构图大同小异,藏于镇江市博物馆的又称“镇江本”,纵37厘米,横401厘米;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原为美国翁万戈先生收藏,纵36.6厘米,横204.6厘米,又称“大都会本”),描绘了明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三月初一,时值阁臣们的沐休假期,杨士奇、杨荣、王直、杨溥、王英、钱习礼、周述、李时勉、陈循9位朝中大臣以及画家谢环雅集于杨荣在京师城东的府邸——杏园聚会之情景。其中,杨士奇、杨荣、杨溥时人合称“三杨”,三人均历事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先后位至台阁重臣,正统时以大学士辅政,权倾一时。“三杨”还是当时“台阁体”诗文的代表人物。时人称杨士奇有学行,杨荣有才识,杨溥有雅操。又以居第所处,称杨士奇为西杨,杨荣为东杨,杨溥为南杨。按照当时《翰林记》的记载,当时谢环作画,与会者人手一画,也就是说至少有九幅(画家不算)《杏园雅集图》存世(现存世二幅)。

画家谢环(字廷循)是一位宫廷画家,历事永乐、宣德两朝,深得宣德皇帝的信赖。《杏园雅集图》是其传世的代表作,画家充分运用了传统的散点透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画法工细,用笔稍加放纵而有所变化,色彩鲜艳。“镇江本”卷后保留着当时雅集者手迹:杨士奇的《杏园雅集序》,杨士奇、杨荣、杨溥、王英、王直、周述、李时勉、钱习礼、陈循题诗各一首,杨荣的《杏园雅集序》保存完整。最后为翁方纲的考跋。“大都会本”卷后亦有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多人题记和序文。杨荣在《杏园雅集图后序》中这样描述,“倚石屏坐者三人,其左,少傅庐陵杨公(杨士奇,时为内阁首辅、少傅(从一品)、兵部尚书(正二品)兼华盖殿大学士),其右为荣(杨荣,时为荣禄大夫(从一品)、少傅(从一品)、工部尚书(正二品)兼谨身殿大学士),左之次少詹事泰和王公(王直,时为少詹事(正四品)兼侍读学士)”是画幅中最重要的一组人物。

从画面来看(“大都会本”),杨士奇左侧书桌上有一方大理石插屏,石屏画意为山水景观,白质黑章,山峦起伏,反差强烈。这也是大理石屏首次出现在绘画上面,而且有确切的时间、地点乃至人物场景,是完全写实的作品。从案几上的供置器玩来看,这方大理石屏是作为砚屏之用(位置砚台之北),前面为一方砚台,再前面为笔和笔架,水盂、笔洗。从这方大理石屏被画家以突出位置和笔墨来描摹,似乎暗示着,在当时,大理石屏还是难得一见的稀罕之物。

故宫景仁宫景仁门,可见其中巨型大理石影壁一座,传为元代遗物,其形制应为明代无疑,与明代家具中的座屏极其相似。

大理石画的出名和流行,一般认为在晚明时期。之前,元代及明代早期的宫廷中,据记载已经有用大理石作为铺地、挂屏之用。如故宫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的景仁宫(初名长宁宫,嘉靖十四年更名景仁宫),正门景仁门内有巨型大理石影壁一座(传为元代遗物,其形制应为明代无疑,与明代家具中的座屏极其相似),其中镶嵌的大理石虽然风化剥落痕迹严重,但还是隐约可见黑白两色山水景观画意。这也是现存较早的古代大理石画。

故宫景仁宫景仁门大理石影壁背部。隐约可见黑白两色山水景观画意,这是现存较早的古代大理石画。

明代后期著名鉴赏家如文震亨、陈继儒、李日华等,都对大理石画有着高度的评价,并予以品评高下。如文震亨称:“大理石,出滇中,白若玉、黑若墨者为贵。白微带青,黑微带灰者,皆下品。但得旧石,天成山水云烟如米家山,此为无上佳品。”(《长物志》卷三)李日华称:“大理石屏所现云山,晴则寻常,雨则鲜活,层层显露。物之至者,未尝不与阴阳通,不徒作清士耳目之玩而已。”(《六研斋笔记》卷二)

明清两代,大理石屏已经成为上流仕宦人家的一种重要摆设,甚至可以说,大理石成为了“石屏”、“石画”的代名词,成为了一种流行时尚,所谓“小屏立砚北,大幅悬墙东”(清阮元《作石画记题以三十韵》)。

这里所谓的“小屏立砚北”,正是指大理石作为砚屏之用。砚屏作为砚台遮风避尘之用具,位置在砚台北面。所谓砚北,又指从事著述之意。源自唐代段成式之语:“杯宴之余,常居砚北。” 元人陆友仁著有《砚北杂志》,全书分上下两卷,多记佚文琐事,于古碑篆刻之源流考订详细。其序云:“余生好游,足迹所至,喜从长老问前言往行,必谨识之。元统元年冬,还自京师,索居吴下,终日无与晤语,因追记所欲言者,命小子录藏焉,取段成式之语,名曰《砚北杂志》,庶几贤于博弈尔。”明代袁中道作有《砚北楼记》,其中提到:“我昔居柳浪六年,日拥百城。即夜分犹手一编,神甚适,貌日腴。及入宦途,簿书鞅掌,应酬柴棘,南北间关,形瘁心劳,几不能有此砚北之身,今幸而归矣。” 

晚明著名鉴赏家文震亨指出:“屏风之制最古,以大理石镶,下座精细者为贵。”(《长物志》卷六)。同时代的另一著名鉴赏家李日华也有同感:“石品各有所擅。灵璧以韵胜者,磬材也。端溪、歙溪以质胜者,砚材也。大理凤凰以文胜者,屏几材也。玛瑙殷红透碧以色胜者,器物装嵌材也。”(《紫桃轩又缀》卷一)当时,大理石还成为家具椅桌床榻的重要镶嵌物。对此,文震亨却认为不雅,表示出了不屑:“古人以相(通镶)屏风,近始作几榻,终为非古。”(《长物志》卷三)

[责任编辑:丁梦钰 PN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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